中国档案

学术论文

不可脱离“民生档案工作”单独谈“民生档案”——“民生概念”概念及本质解析


山西省档案局   侯晓楠

摘要:通过对“民生档案”实践应用“热”现象和理论研究“冷”现象现状及其形成原因的分析,运用文献三维分析法和实地调查研究法,分类研究目前“民生档案”基本概念和本质属性等观点,对“民生档案”概念提出的科学性合理性提出质疑,进而通过对“民生档案”本质属性的解析,最终得出不可离开“民生档案工作”单独谈“民生档案”的结论,从而达到佐证“泛档案化”现象对档案工作的挑战以及档案部门应加强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的观点。

十七大报告中 “加快推进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一节,作为我国关于“民生工作”的国家层面论述,开启了全社会各行业对改善和解决民生问题为重点的工作导向。200712月,国家档案局面向全国档案系统印发《关于加强民生档案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提出档案工作要实现“两个转变”、建设“两个体系”,可谓“新中国档案工作中一次具有深远意义的战略性转变”。

之后,从各个角度研究“民生档案”的文献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但是,与过热的实践层面的探索研究相比,理性严谨的基础理论研究却凤毛麟角。包括在《意见》中,对“民生档案”这个首次提出的“词汇”的定义只寥寥数笔:“民生档案包括各类与民生有关的专门档案,是党和政府保障民生、改善民生的很好帮手”[[1]]

直至2012920日“全国民生档案工作经验交流会”在天津召开,国家档案局杨冬权局长在会议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中,才算比较“端正”的给“民生档案”下了一个明确的“定义”但在笔者看来,不过是在《意见》粗略定义的基础上,对档案形成主体加以明确和细化。这个定义 “聪明”之处在于它避重就轻,只谈形成主体,不谈最关键的“民生”,故存在因概念模糊而不可避免的影响“民生档案工作”实际开展的问题。

任何实践都需要科学扎实的理论基础支撑,故而探究“民生档案”的理论基础,变得比起实践来得更为重要。这也成为一些理性学者在“民生档案”“热”现象背后,冷静下来探究“民生档案”的基本概念和本质属性问题的动因。

然而,给“民生档案”这个“新名词”下一个准确的定义,并且清晰界定其内涵和本质,在当前时期内,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情。主要原因有二:一是作为“民生档案”“种差”的“民生”,其内涵和外延至今见仁见智,没有定论,那么“民生档案”的内涵就更难以界定;二是即便有学者理性研究“民生档案”的内涵,但是研究前提是先肯定这种叫法科学合理,而本文恰恰要指出的就是:“民生档案”这种提法本身就欠缺科学严谨,并极力主张今后不要再单独使用“民生档案”的叫法,其原因下文中将详细阐述。

    一、“民生档案”相关文献分析

介于理论研究的重要性,笔者在“中国知网”上以“民生档案”为关键词进行“全文”文献检索,共检索出12246条结果,默认为12246篇文献;进行“主题”文献检索,结果为2949条;进行“篇名”文献检索,结果为1041条。本文重点以“篇名”中含有“民生档案”的文献为研究对象,按照三维分析方法对这些“相关文献”进行分析。

1.按照发表年度进行分析

2007年为分水岭,即以《意见》发表时间200712月为分水岭,在2007年(含)之前,对“民生档案”的研究可以说是屈指可数。自《意见》提出后,以各级档案局和高校档案专业学者为主,所著文献数量呈现爆炸式增长。到2012年《讲话》提出后,对理论研究进行了部分清晰界定,文献数量有所下降,近几年一直维持每年100篇左右的数量。

由此可见,国家档案局《意见》和《讲话》的发表,对全国范围内“民生档案”研究具有重要的引导作用。

2. 按照发表作者所在机构进行分析

我们将研究机构分为高校、档案系统(各级档案局馆)、机关企事业(档案室)三类,在1041篇“相关文献”中,高校所占比例为32%,档案系统占66%,机关企事业单位占2%

可见,对以国家档案局名义下发的“民生档案工作”,各级档案部门成为研究的主要群体。

3.按照文献发表期刊进行分析

根据布拉德福文献分布定律,关于“民生档案”相关文献,约有98%是发表在档案专业期刊上,其中有28%的文献是发表在国家级档案学核心期刊上。在省级档案学期刊中,以《黑龙江档案》和《上海档案》发表的相关数量最多,分别为86篇和58篇。

4.按照文献研究内容进行分析

据知网不完全统计,关于“民生档案工作”(建设、管理、开发、利用、服务等实践操作层面)的占到90%以上,甚至用“民生档案工作”作为关键词进行检索,得到的相关文献数量不比用“民生档案”少多少。而关于“民生档案”基本范畴研究的文献数量,只有寥寥数篇。

综上所述,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在200712月《意见》发表之后,以各级档案行政管理部门为主体,对“民生档案”实际操作层面,诸如建设管理、开发利用服务等方面,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出现了一大批具有应用价值的文献著作,形成了“民生档案”操作层面的“热”现象。与此相比,“民生档案”基础理论,包括基本范畴、概念、内涵外延、本质属性的讨论,却凤毛麟角,形成了“民生档案”理论研究的“冷”现象。

    二、盘点目前“民生档案”的定义

360百科、百度百科、维基百科中,都没有“民生档案”作为一个学术词汇的具体定义。前文中提到,在《意见》中,对“民生档案”定义也不过寥寥数笔。显然,那个时候把“民生档案”的“属概念”单纯归纳为“专门档案”是以偏概全、有失偏颇的。因为2012年杨冬权局长在《讲话》中,把这种“专门概念”的提法完全否定了。

《讲话》中谈到:“对民生档案的理解,就像对其他的概念一样,不同的人在不同的阶段会有不同的理解,总的是有狭义和广义之分”[[2]]。的确如此,我们总习惯性的在给一个新兴词汇下定义时,分开广义和狭义,并且在大多数时候,无论学术研究还是实践操作,多以狭义为主。对“民生档案”的定义也不例外。

1.广义与狭义定义

最常见的广义与狭义理论,对“民生档案”广义的定义为“凡是与老百姓生计有关系的档案都可以称为民生档案”[[3]],将“与老百姓生计有关系的”作为“种差”,“档案”作为“属概念”。这样一来,现有的绝大部分档案内容,或直接或间接都涉及到民生问题,应该说都是与民生有联系的,但如果笼统地把这些档案界定为“民生档案”,必然会使“民生档案”的外延过于宽泛,在实践中不利用开展工作。

大多数人都是从偏狭义的角度来理解和定义,一类是采取主体界定法,一类是采取内涵穷举法。

运用主体界定法最具标志性的为《讲话》的定义,即“指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包括党政军机关、国有和民营企业、各类事业单位、居委会和村委会、各种经济或社会组织)及个人所形成的与民生各方面有关的档案”[[4]]。前文中提到,这个定义主要是对档案形成主体加以明确和细化,其 “聪明”之处在于它避重就轻,只谈形成主体,不谈最关键的“民生”。这个定义存在因概念模糊性导致不确定性,从而不可避免影响“民生档案工作”实际开展的问题。

运用内涵穷举法所归纳的定义,档案学界的说法就非常多了。比如有的学者认为“民生档案”包含了如养老、医疗、婚姻、学籍、企业改制、房屋拆迁等与普通民众的生计息息相关的档案。

这里不再列举,因为几乎每年都会因为国家层面对民生问题内涵的不断扩充更新,“民生档案”的内涵也会随之改变。故而对于这些动态变化中的定义,没有正确错误之分,亦无最好最差之论。

2.独特新颖定义

在对“民生档案”的定义中,有一类学者的研究成果非常独特新颖,比如倪丽娟从另一个角度,将“民生档案”内涵描述为“社会组织与个人在民生建设过程中所形成的反映民生状况的档案,具体包括社会意义上的民生档案与个人意义上的民生档案”[[5]]。该文首次提出“个人意义上的民生档案”,2012年杨冬权局长的《讲话》中也吸纳了她的观点,加入了“个人形成”的字眼。

综上对“民生档案”定义的盘点,可以说,如果非要给“民生档案”下一个符合逻辑要求的定义,是十分困难的,只能采用“重形成主体,轻内涵属性”的方法,勉强选取适合自己研究的定义类型。

    三、“民生档案”概念提出的科学性合理性质疑

这章节的命名并非“哗众取宠”,而是经过对诸多文献的盘点和对实践层面的实地调研之后,得出的“结论”。目前档案学界对《意见》中“民生档案”这一名词提出的合理性,主要有以下三方面的观点:

1.从“民生档案工作”的价值和意义角度,认为:提出“民生档案”这一名词是十分及时且有必要的。

这种观点在“民生档案”实践研究相关文献中,占90%以上的比例。为支持档案工作部门积极贯彻国家档案局《意见》,并在实际工作中采取多种方式加强“民生档案工作”的同时,大多数学者从正面研究“民生档案”的内涵、外延、种类以及“民生档案建设”的新思路、新方法和新领域,以便于更好的为实践服务。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观点是上海大学图书情报档案系曹航、宗培玲二位作者,20093月发表在《档案管理》上的《民生档案的概念解析与价值指向》一文,与盐城市盐都区档案局商兆鑫作者,20092月发表在《档案与建设》上的《对做好新时期民生档案工作的思考》一文。他们认为:“民生档案”概念的出现、“民生档案”建设的兴起,与我国档案工作实践中出现的上述新趋势是吻合的,是对档案工作新趋势的总结和提炼。

2.从“泛档案化”的角度,认为:虽然认同档案部门应该积极服务民生,但是对“民生档案”概念的提出持否定态度。

 在“民生档案”这一概念受到一度追捧的大背景下,人们回归理性思考,就出现了一些不同的声音,并逐步显露出了争议的焦点,即“民生档案概念的提出是否科学合理?”。

上海大学图书情报档案学系的张天佩作者,20092月发表在《山西档案》上的《从“泛”档案到民生档案--对民生档案概念的质疑》一文中言辞犀利地指出,“民生档案”的提出只是一些学者为了“与时俱进”而提出的一个根本不具有实际的意义的“假概念”,是目前档案学研究中最普遍也是最缺乏严谨精神的泛档案化的集中表现。上海市奉贤区档案馆严永官作者,20091月发表在《档案管理》上的《论“民生档案”》一文中,对“民生档案”概念也提出同样的质疑。认为“民生档案”概念的提出不具备严谨的理论论证和科学的内涵诠释。

以上述观点为代表,持否定态度的学者认为:“民生档案”的提出不具有实际的意义。对于《意见》提出了“民生档案”的概念却不对其进行权威定义,显然是在提出之前没有进行严谨科学的研究和论证。致使现实中出现盲目一窝蜂扎入实践工作,却对工作的指导理论模棱两可的窘境。

3.从“民生档案”非实体档案的角度,认为:根本就没有必要给“民生档案”下定义。

在对“民生档案”持否定态度的基础上,一些学者进行更加深入的反向研究,得出一个更为深层次的结论,即——根本就没有必要给“民生档案”下定义。

比如,严永官作者在《论“民生档案”》一文从另一个角度指出了,虽然一项新的工作需要原本存在的基础理论来支撑,但是它本身并不一定需要形成新的基础理论。文中列举了之前上海“新领域建档”的例子,用以说明和如今“民生档案”相同的境遇。最后表达出从“纠结”到“释然”的心态,即认为这本身就只是一个时期的热点工作,没有必要纠结在对其定义的科学规范上。

虽然这个结论有些“置之不理”的感觉,但就目前这个阶段有限的理论研究手段来看,对于某些内涵过于宽泛的概念,其理论研究远比实践操作更加困难,或许是一种比较好的办法。

    四、“民生档案”本质解析

在分析了目前档案学界对“民生档案”(我们暂且还把它当做一个名词概念)的定义和其提出是否科学合理的争议之后,可以发现,是否需要归纳出“民生档案”的科学概念,必要性也变得有待论证。通过对目前的争议进行梳理,通过反向研究方法,澄清目前混乱的研究观点,进而揭示其本质属性。

1.它不是一种新兴的档案门类,而是古已有之。

民生问题自从国家形成之后,便与国家的兴衰成败相伴相生。只不过,反映民生的档案以其最原始的形成形式,被冠以各种名目,散布保存在各个机构、部门和个人的手中,没有得到充分的重视和科学的管理。直至十七大报告中“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意见》中将“民生档案”首次作为一个“新名词”明确提出,才开始焕发它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新的生机。关于这一点,很多文献都已经论证过了,本人也十分同意该观点。

2.它不是档案实体中单独的一个门类,而是一个集合概念。

从档案实体分类角度而言,“民生档案”不是一个具体的档案门类,而是一个集合概念。按照目前实体档案分类原则中较为科学的职能分类原则,只有职能相对独立的档案才可以构成一个相对独立的大类。

《意见》中将“民生档案”的“属概念”归为“专门档案”,是不太科学合理的。因为,有的“民生档案”是现有分类体制下的“专门档案”,有的则散布在“管理类档案”、“业务类档案”等档案门类中,甚至有些则是一些资料。

民生问题涉及社会实践领域的广泛性及其与众多社会实践的直接交融性意味着我们不可能将“民生档案”作为一个单独的类来进行管理。那样的话,既背离档案实体分类的基本原则——职能分类原则,也会导致原有的实体分类格局受到破坏,导致档案实体分类出现混乱。

这就涉及到对“民生档案”内涵的理解,在《讲话》中提到的国家档案局公布的两批《国家基本专业档案目录》中,有44类档案,都与民生密切相关,还有与民生工作相关的管理类档案,也属于“民生档案”的范畴,可见,它是一个集合性质的概念。

3.界定“民生档案”的标准不是看其内容,而是从效用层(即价值层)看其是否具有“民生价值”。

对“民生档案”的定义,仅仅从其形成主体和表述内容定义,是舍本逐末,在一定程度上是对“民生档案”的扭曲。我们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效用的角度,将“民生档案”定义为档案社会价值的顺延。

“民生档案”的核心是服务民生,其服务民生的基点在于其社会价值,在于其对民生问题的解决辅助。判断一份档案是不是“民生档案”,从价值的角度区分更有可行性。“民生档案”的界定因此更适合从价值属性出发。

依据档案的价值理论,档案的价值分为保存价值和利用价值两部分。档案对利用主体的有用性更为重要。因为,“民生档案”的特点首先必须是可以用来解决社会、个人的民生问题。而其价值分为显在价值和潜在价值,显在价值在于档案解决了民生问题,潜在价值则是对“民生档案”显在价值的类推。

4.它不是一种实体概念,而是一种思想理念,是一项工作、一个服务方向。

从“民生档案”的形成背景来看,是档案界顺应国家服务民生的理念而提出的,本意只是在于提出档案工作在当前的服务重点,其核心是要求档案工作要以服务民生为指导思想。它提出的基本意义在于给全国档案部门提出一个当前以及今后很长一段时期内明确的服务方向,即为党和国家加强民生建设服务。确切的说,它不是一个实体概念,而是档案工作实践中的一种指导性概念。而且,它本身只是一个时期的热点工作,或者叫做工作的抓手而已。

它提出的目的并不是为了从档案实体的角度,分出一种与文书档案、科技档案那样有具体所指的一种新类型档案,而是从一种档案工作理念角度来解读。它更加强调,档案工作从原本的三大目的中,更要突出”为民服务”的宗旨,要求档案工作贴近民生,对涉及民生内容的档案加大监督控制力度,要加强“面向民生”部门的档案工作,加强与民生相关部门的档案工作,要加强这些部门档案的齐全归档、安全保管和有效利用。

五、结论与反思

综上所述,针对“民生档案”大讨论这一热点现象,本文有如下两方面的启示:

一是案界为何对“民生档案”的理论研究如此屈指可数,其最重要的原因是:“民生档案”本身就不能成为一个单独的“名词”,更准确的提法是:“加强与民生相关部门的档案工作”。为了“迎合政策”或“与时俱进”而将一项工作偷换概念,是非常欠严谨的行为。

通读整篇《意见》,谈及“民生档案工作”比单独谈“民生档案”的频率要高,甚至可以认为,《意见》通篇所讲的“民生档案”,其实都是在说“与民生相关的档案工作”,是指“要加强与民生相关部门的档案工作”。“工作”才是“属概念”,才是重点。

现阶段大部分学者们把理论研究的重点放在了“民生档案”的定义、它在目前分类理论中所处的位置、它的具体内涵外延界定等这些问题上来,其背离了“十七大”中“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的初衷,是“舍本逐末”的做法。我们一定要明确认识到:不能脱离“工作”单独谈“民生档案”,离开了“工作”的“民生档案”,没有实际意义。“民生档案工作”是一个固定概念,不可拆分。

在此,强烈呼吁不要单独使用“民生档案”的叫法,不要将这种明显的“泛档案化”行为作为示范和引导。

二是国家档案局作为最高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同时也是档案学术权威机构,其提出的任何一项新工作,小到一个新概念、新名词,都需要经过严谨、科学的研究和论证。而不是今天党和国家重视民生工作,我们就赶快“亦步亦趋”地搞出一个“民生档案”,明天要搞“××工作”,就再搞一个“××档案”。

在全国普发性行文中,“创新性”地提出一个从未有过“新名词”,又不对其进行明确的定义和内涵外延的界定,或者说,没有进行严格的推理论证,致使因概念模糊不清,理论根基不牢,指导实践时出现“见仁见智”的偏差,甚至完全违背了中央关于民生工作内涵的界定,把是的不是的,都统统放入“民生档案工作”的篮子里来,形成了一股“范围越大越好,种类越多越好”的怪风气。

虽然,为响应国家号召、顺应社会建设需要、加强新形势下档案工作,提出一些新概念新名词,渴望在本行业领域更好响应和贯彻党和政府的政策,这种精神是值得推荐的,就如同“民生档案”概念提出之于“国家重视民生工作”一样。但是,站在科学理性的学术研究角度,这种“不经推敲”、“不假思索”甚至有些“拍脑袋”的“泛档案化”言论和行为,即便意义再积极深远,也是不可取的,甚至是危险的。

因为由此会有更多效仿此类的做法,表面看上去是丰富了“档案家族”的内容,实际上却是在“理论不清、认识不明”的前提下,盲目的去开展实际工作。故而,在今后的档案行政管理中,加强档案基础理论研究,慎重提出一些创新性理论,至关重要也势在必行。